今年“五一”期间，笔者一家人来到峡口老家观光。在新和、王村的大田畈上看到，三四台插秧机在二三个人的操作下“突、突、突”地响着，不停地将人工送上的一盆盆秧苗通过机器分解一丛丛插到田里。二十来分钟后，一丘一亩左右的水田便插好秧了。见到此景，随行的妻子情不自禁地说：“现在种粮食真方便好种，我们以前在山里种点粮食图生真是太辛苦了！”妻子的一句话，勾起了对往事的一幕幕的重现。
我的老家在江山市峡口镇的原上西坑村。那里是个海拨1000多米的大山区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，村民们的口粮除小部分国家供应统销粮外，其余的靠山上种玉米、蕃薯为主。山上的野猪、猴子等野兽很多，经常神出鬼没地出来糟蹋山上的玉米等作物。山里人种粮很艰苦，辛辛苦苦种下去的玉米，从玉米种籽刚种下去开始，就要受到山上野猪等野兽的糟蹋。这些野兽经常神出鬼没地出来糟蹋山上的玉米等作物。为种粮防兽，山里人挖空脑汁用尽了招数：用稻草人穿上破脏的衣服，点燃煤油灯，插上小竹竿并在竹竿尖上拴上颜色不同的塑料布，在野猪出没的要道上用绳子拦路等等法儿。但几天后都会被狡猾的野猪所识破，最终还得用晚上“死守”的硬工。从每年的玉米种籽种下后，尤其是8月中下旬开始至玉米收获的这段日子，野猪等野兽最为猖獗。因此，防兽成了山里人种粮的一项繁重又艰苦的活儿。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时值我血气方刚。那时生产队集体玉米种得很多，一个只有一百来人口的生产队，要种五、六百亩的山玉米。玉米山分布十多个山坞，每个山坞得搭建一个防兽住的玉米棚，每个正劳力每3天就得轮到一夜防兽。记得有一年防兽的一个晚上，我和一个青年人一起到一处玉米山上防兽，那时我俩都喜欢吹拉，晚饭后带上一支笛子和自制的一把二胡，到玉米棚后尽情地吹拉起毛主席语录歌等革命歌曲来，每隔一个小时左右去到玉米山的高处，重重地敲几下大竹夹，以防在玉米山近处的野猪出来糟蹋玉米。
我两人吹拉的笛子和二胡配合得很好，吹拉了一首又一首的革命歌曲和农村座唱班最流行的婺剧“过街调”等曲子。就这样，两人一直吹拉到深夜十二点才入睡。睡着后两人像“死猪”一样，夜间谁也没有醒来一次。醒来时天已大亮，两人慌忙去捡查玉米山。天啦！发现竟有好几处玉米被野猪糟蹋，连玉米棚后不远的玉米也被糟蹋掉了。那夜，我两人因防兽失职，每人被生产队各扣了20分(那时男劳动力每天为10分)工分。
妻子看到插秧机插秧会想起往事，是因为她跟随我三十多年来历经风雨沧桑。为度过那仅能免强维持温饱生活的日子，跟我一起历尽艰难，饱尝了酸甜苦辣。从中为种粮维持生计，流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眼泪。
妻子是在1978年1月从相距
1985年，我兄弟三个大的各自分家立业，我也已在前一年参加了工作。此后，防兽的大部分担子落到了妻子的身上。那几年的野猪更为猖獗，刚种下的玉米籽就用嘴巴来撬去食用。我在外工作回家时间不多，防兽季节到来后，妻子带着刚上小学的大女儿上山防兽，有时三四岁的小女儿也会跟着一同去山上。妻子防兽很留神，但人很辛苦，一个夜里要十多次醒来敲竹夹或大声防叫，常叫哑了喉咙。不管刮风下雨，妻子都要上山防兽。有一次的狂风暴雨夜，妻子肚痛厉害，这样的天气野猪最为出来吃玉米。为兽口夺粮，她把两个小孩交给我母亲，独自一人，承受着痛疼，流着痛苦的泪水，穿着棕衣、凉笠，打着手电筒，踏上漆黑一团的防兽路。这样的日子要连续四五十天，才能免强保住辛勤种下的玉米。
妻子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的为种粮一家人能填饱肚子承受着夜间防兽的艰苦生活。她常泪流满面，仰问苍天，这样的艰苦生活，要到何年、何月、何时才能出头啊！村上的一部分村民，为维持生计，能吃上、吃饱“白米饭”而“逃”出山门，到凤林农牧场等地包田种粮。但由于当时农田的水利等客观条件，外出包田种粮的村民，也同样承受着夜间为“守田水”被蚊叮虫咬又熬夜的苦头。
是改革开放强劲又温暖的春风，吹醒吹暖了高山区沉睡的穷苦山民，是党的富民政策的步步深入，使我们这些穷苦山民有一次获得了新生，走上了好运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后期，我们全村人民在各级党和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，走出了大山，在镇区上建起了下山脱贫新区。在此几年后，国家先后对农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，对农田基础设施进行了以“土地整理”为主要项目的建设，使绝大部分的农田畈变成了“方格田”；田畈中灌水渠水泥浆砌；机耕路通到每丘田，农民种田种粮再也不会承受以前的种种之苦了。而下山后的农民，在种粮不用愁的同时，家门口就有镇里的工业园区，还能当上工人，一个月挣到几千元钱呢！
多年前，我妻子为帮女儿带小孩的需要，跟随女儿住到了江山和衢州城里。而在山里种粮那受苦的岁月，成了人生中一段永远沫不去的深深记忆。
